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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往事——為入學50周年而作

發布日期：2011-06-22浏覽次數：

作者：北大地球物理系1962級大氣物理專業學生張森文

現通信地址：廣州暨南大學國際學院，郵編510632，email: tzhsw@jnu.edu.cn

那還是我們年少的時候
來到了燕園（1）
我們還淘氣，在校園裡爬樹
陸平校長正好看見，要扶我們下來（2）
（幾年後文革他第一個就被“打倒了”）
還記得嗎，我們到周培源校長家看電視（3）
客廳裡的歡聲笑語不會吵着校長和師母嗎
還是這些少男少女的歡樂也給他們帶去了人生的快慰？
（陸校長周校長您們在天上快樂嗎？
您們的靈魂一定還在關注着北大）

我們背着書包，上面挂着飯袋子
飯袋子是我們的第二個校徽（4）
勺子和搪瓷盆敲打着，
伴着我們競走在宿舍食堂課堂三點線路上。

教材是那樣厚，那樣難
幾百人梯級教室裡名師們的講座内容也許早已忘卻，
但他們一個個獨特的氣度卻永遠定格在腦海裡
一次課他們可以講掉三章書，讓我們一頭霧水
卻讓我們受用了一輩子！（5）

每天早上6點就要起床，匆匆地拿着一個饅頭
到教室或圖書館占座
（否則就得在偌大的校園遊蕩，尋找可以自習的教室）
圖書館外小山包的樹下，曾留下多少外國鳥語聲
而文藝閱覽室卻留下過更多理科學生的身影。（6）

還記得嗎那每年冬天冬貯大白菜的義務勞動
還記得嗎黑龍潭的植樹
攀上最高山頂眺望若大的北京城
無法扼制地引吭高歌。
溫泉的塔和17路軍的墓道
已斑駁的碑文離我們是那麼久遠。（7）

還記得嗎，天不亮
我們從校園急行軍到香山
又小跑登上鬼見愁。
鹫峰饅頭峰大氣層結實測
山梁上的天兵天将讓我們吃了一驚。（8）

平谷山村的社教
村口和老鄉揮淚惜别
雖然我們從此不再見面
但與勞動人民相結合一直都是我們一代人的青春格言。（9）
還記得專列将我們拉到四川樂山的日子
大隊橋邊的合影已經模糊
與鄉親們一起的“憶苦思甜”卻免不去一些尴尬。（10）

郭沫若“眼淚往肚子裡流”的檢讨（11）
山雨欲來風滿樓。
文革的風暴是如此猛烈
革命曾經是盛大的節日
但也有那麼多沉渣泛起。（12）
走遍祖國的大好河山
心中永留下幸福的波紋。

那武鬥的日子，大彈弓的威力
大喇叭沒日沒夜的叫哴
革命過後卻是那樣凄清
在凄清中我們走出了校門。（13）

不覺間我們成熟中逐漸變老
重回燕園
博雅塔倒映在未名湖面
臨湖軒和湖心亭倩影依舊
隻是多了老校長蔡元培的銅像和斯諾的墓。
紅綠色的樓頂在陽光下閃爍
逝去的大學永在我們心中。（14）

下面是注釋：（1）50年前，1962年，那一年高考題目難，錄取也不再那麼看重出身，主要看分數，所以地球物理系從全國19個省市錄取60名新生，應該是頂尖的才俊，有60%出身都不好。我們進入beat365時，還是一群發育不全的少年。因經曆了三年困難時期，記得我當時隻有86斤，1.54米身高。班上還有幾個比我還要小，還要瘦的。雖然學校隻有60%粗糧，40%細糧，作為南方長大的學生，記得那時天天等大米飯，一個月才有一次，但總算吃飽了。一年後我長高了10公分。（2）剛入學不久，學校舉辦運動會。沒有我們小不點什麼事，就在邊上爬樹。恰巧被前去宣布開幕的陸平校長看見，隻見他穿着筆挺的灰色西裝，戴着墨鏡（據說他在戰争中失去了一隻眼睛）走過來要扶我們下來，他說：“這麼大了，還爬樹呀。”——這句話曆久彌新，永留在我們心間！幾年後，文化革命伊始，他卻第一個被打倒了。（3）一年級時，我們很想看當時中央電視台播放的一台文藝節目，不知要到哪兒去看，想起來就給周培源校長家打電話。師母問有多少人，然後就說：“你們來吧。”晚飯後我們到了燕南園他的家，在一樓客廳，她已擺好了30張椅子，迎我們進去後，把電視打開，說：“你們好好看吧。”然後就上樓去了，我們20多位同學在看電視時，不時興奮，歡聲笑語，完全不用顧及樓上的先生和師母。有一年國慶我們不用參加遊行，就到他家看電視直播。九點不到的時候，一輛轎車開到院子裡，周校長從樓上下來，我們就與校長說：“一會兒我們就可以在電視上看見校長了。”周先生微笑着擺擺手與我們再見。（那些年，周先生作為科學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每年國慶都會登上天安門）。周先生每年總要代表國家出訪。每次重要出訪回來，都要跟我們作報告。我們會自帶凳子分開幾個大飯廳就坐，聆聽他的講話。他是那樣親切，他是真愛學生的好師長。（4）陸平校長在一次演說中說，飯袋子是北大的第二校徽，因為食堂放碗的地方都沒有。有幾個架子，老是丢碗，走回宿舍去取，很費時間，我們都是随身帶着用毛巾縫制的飯袋。為了早一分鐘到飯堂（遲一分鐘意味着排隊多十分鐘）我們都是競走在校園裡。（5）我們用的數學教材是蘇聯斯米爾諾夫的全套高等數學和菲赫金哥爾茲的《微積分教程》。老師看見有些同學看同濟樊映川教授主編的工科教材，就會罵我們，而當時理論力學主要用南京大學周衍伯先生的教材。當時學的時候覺得很難很難。過了10多年，我調入大學任教，将周先生教材中的習題一道一道做了一遍，把吉米多維奇數學習題集帶*号的也做了許多，再看工科的力學教材和數學教材，一下子覺得是“小菜一碟”，很快就适應了教學和研究。真的很感謝大學頭幾年北大給我們打下的牢固基礎，起點高，要求嚴，真的是讓我們一輩子受用啊。（6）記得當時文藝閱覽室統計了在此借書的同學比例，理科學生遠高于文科學生！我們有一段時間如饑似渴地看了許多的西方文學名著，每周換一本。我們都記得蔡元培老校長“文理兼通”的教誨。（7）1963年，因實行“鞏固，調整，充實，提高”政策，經濟困難時期逐漸過去了。我們春天到近郊溫泉黑龍潭一帶植樹。因勞動強度大，糧食可以敞開吃。雖然多是玉米面窩窩頭，但我們平均每天吃2.2斤，大家的個子反而因勞動爬山而很快長結實，長大了。在植樹之餘，我們曾去過一片寂靜的十七路軍墓道。曾見下級旅長給他的師長立的碑。碑文詳細記錄他帶軍隊打過的戰役，實在是為自己立傳。不過是三十年，碑文已有些斑駁（現如今，它們還在嗎？），給人無限感慨。多年之後我到國外留學訪問，有時也會到教堂的墓地，看見最早的墓碑是16 世紀的，碑文已看不清，大概也不會有人祭拜了，但教堂把整個墓地還是保存整理得那麼整潔肅穆。（8）1964年，“援越抗美”是我們外交鬥争的主題。我們曾到天安門廣場開大會，聽毛主席的宣言，回來後就在周末練急行軍。天不亮急行軍20多公裡到香山，還要小跑步登上鬼見愁頂，那時候是哪裡來的這麼沖的青春活力！我們在老師帶領下到鹫峰饅頭峰做大氣層結（大氣中的能量分層結構）實測，小跑下山時山梁上突然出現僞裝的解放軍，一忽兒又消失在叢林裡，着實讓我們大吃一驚。那些年西山很多地兒是軍事禁區，據說有地質地理系學生自己出外考察被扣的。就在那年夏天，靳家寶同學自己一人帶上北大登山隊的帳篷到廣西漓江上露營，竟然被民兵扣押（形勢緊，怕是特務），打電話向北大辦公室求證後才放他回來。（9）我們1965年到北京遠郊的平谷山村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貧下中農三同，寫村史。那時農村還真窮，吃的是“水飯”（小米飯蒸熟後用涼水飯——為了省柴火）和酸窩窩頭（沒有堿面），但與農民們建立了深厚感情，揮淚離别的情景還曆曆在目！
那個年代我們都在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影響我們人生的莫過于“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相結合”的教導了，盡管文革後有好幾年我們當了工人農民或兵團戰士，我一直認為那不是負面的，也完全不後悔那些年華，那時我們也許處于相對艱苦和迷茫，但我們也感受到其實工人農民是最愛護知識青年的，他們的善良和勤勞，是“禮失求諸野”的寫照。整知識分子的其實不是工農群衆，恰恰是另一幫知識分子。上山下鄉下廠其實也讓我們懂了很多，學到了很多。我在調入大學任教後，有一天在樓下修自行車，校長看見了問：“你行嗎？”我說“行，我做過三年鉗工。”我覺得知識分子有一段時間和工人農民接觸，向他們學習挺好的，不過時間不能太長了，文革中我們耽誤了差不多十年學術時光，但後來也不覺得有太大的浪費，時間還是搶回來了。當然我們很多同學分配到基層，完全改變了生命的軌迹，是令人遺憾的。（10）1965年冬，我們在四川眉山縣參加“四清”，為了接受教育，開展了解放前後對比的憶苦思甜活動，農民訴了很多苦，聽了好久才明白他們不是在訴說解放前的苦，而是公社化和三年困難時期所受的罪，當時的書記用酷刑對待群衆，軍隊來的工作組組長聽後憤不可忍，打報告讓已經撤職的書記再揪回村鬥了一回，讓大家消氣。這事讓我們學生們很尴尬，這些幹部怎麼會對群衆這麼狠，與書本宣傳的完全不同。（11）到了1966年四五月份，全國的政治形勢變得緊張了。我們在報上看到郭沫若先生在人大常委會檢讨，說“要把自己所寫的幾百萬字著作燒掉，眼淚往肚子裡流”“也想跟解放軍戰士一起泥水裡爬一爬，扔幾個手榴彈……”敏感的我們真的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不久聶元梓第一張大學報發表，我們也趕緊結束四清趕火車返回北京，在火車上我們徹夜不眠，聽完廣播後，各系的廿幾個同學聚在餐車裡，決議要向黨中央毛主席發封電報表示對文化革命的支持。那時候我們年輕人對毛主席是無限的崇敬，緻黨中央，毛主席的這封電報由我起草，最後一字未改地等在6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當時四清工作團的一位領導是圖書館學系的總支書記，他臉色鐵青，拿電報似乎不很情願地在安陽下車叫車站發往北京。據說他回到學校不幾天就被挨了批鬥，被打倒了！（12）“革命是人民盛大的節日”（馬克思），“革命首先吃掉的是自己的兒女”（法國革命家維爾涅1893）。那沒有黑夜，徹夜通明的校園，擠滿了人頭攢動的看大字報的人群。當時我們還到學三食堂看内部大字報，看後很是震驚，原來中央内部的鬥争如此激烈，大大出乎想象。我們曾有沒日沒夜的狂熱，曾在大雨中聽文革最高領導者康生江青陳伯達極具煽動力的演講，也曾看到對彭真蔣南翔陸平翦伯贊等人的殘酷批鬥，革命調動起很多人性中的劣根性，讓沉渣泛起。這裡我想起在工宣隊進校後慘死的我們的老師李濟琛，他在東操場聽完江青講話後說了一句“江青太激動了，怎能在這裡說毛主席的家事”而被打成反革命，被工宣隊打了一巴掌耳光而跳樓自殺。他是個天才，死後25年還有國外文獻引用他的論文。（我在他死前一周還跟他系裡開大會時談過話，我有時想他運氣不好，挨鬥時分在尚不怎麼懂事的一年級，如分到四年級以上的班也許還不緻于死，但我們當時也曾對趙柏林老師說過不那麼禮貌的話，這都是使我們内疚，需要向老師緻歉的）。作為善良脆弱的青年，我至今不理解某些人怎能下得了手去打年屆80的老人，把手無寸鐵的别的派别的同學刺死。這就是調動人性中惡的劣根性的“革命”和“階級鬥争”？
聶元梓們奪權後，我們都成了徹底的“造反派”。聶元梓們奪權後，北大不久又分裂成兩大“革命派”。當時“井岡山”和新北大公社造反團有一份很有影響的大學報“撥開雲霧萬千重，方識廬山真面目”是我在北大廣播台的老同事，哲學系的一位同年所寫，影響很大，使很多人都站在這一邊反聶。而周培源老先生也成了這一派的精神領袖，但他不久就被中央周恩來總理保護起來了。
1966年7月28日我們就開始了全國大串聯，到處去煽風點火。坐火車免費，吃飯免費。幾次之後，我們幾個同學商議，老到大城市沒勁，就組團準備經甘肅經酒泉去西藏。後來西藏不讓串聯，就改道到新疆。我們在新疆烏魯木齊氣象局住了下來。本準備支持造反派打倒局長，結果有一天晚上局長到我們住的招待所席地而坐，說及他13歲參加八路軍給王震将軍背地圖。我們就決定不打倒他了，隻要求當時還在掌權的“保皇派”派車，讓一個北京氣象學院畢業的錫伯族技術員帶路去慰問各邊遠氣象站。因此我們才有了機會騎馬兩周，到天池附近牧區拜訪少數民族牧民，“以毛主席派來的紅衛兵”的身份受到牧民的熱情款待，跳舞唱歌吃抓羊肉，在零下30多度下騎馬上天池氣象站，在藍藍的天空和雪白的山際馳騁，不知有多麼浪漫。我們二年的串聯，走了很多省區，全都是免費，當地政府還借錢給我們，到畢業時又都是舉手表決，全都免以償還了，這正如陳伯達被打倒之前，在工人體育場接見紅衛兵們時所說：“毛主席讓你們走遍了祖國的千山萬水，将永遠在你們心中留下幸福的波紋。”
我們青年人在文革初期真的有一種革命的狂熱，大部分學生都是本着捍衛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積極的投入運動，這大概是年輕人共同的特性，如同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裡面寫到一戰時法國總理克裡蒙校剛上台，他的兒子參加街頭的左翼運動，有記者問他“如何看待你自己年輕時的“左”及你兒子現在的“左”？”他回答說：“一個人年輕時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靈有病，一個人到中年時還信仰左翼思潮他的頭腦有病”。我們大都從左翼進入這個社會，文革前就不斷地對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進行着批判，文革期間有過“革命是盛大的節日”如同狂歡節般的思想解放，将一切打翻在地，信奉着“懷疑一切”，然後就從塔尖跌到了地下，充滿過失望和迷惘。文革的分裂和武鬥和最後的結束，說明在中國這個地方用“大民主”的方式“反修”，“反官僚”隻會造成社會的大分裂大動蕩。文革是最終被徹底地否定了，對它的發生根源卻至今缺乏深刻反思和批判。她産生的曆史效應難道就沒有一點正面的意義？她留給中華民族的遺産非常豐富，至少我們知道“烏托邦”的夢想雖很可貴，但要把它變成現實，隻會是一場浩劫。（13）經曆了幾年派性武鬥，文革結束仍遙遙無期，我們在1968年冬被匆匆分配，大多到部隊農場，農村，縣級工廠，邊疆草原高原。在等待分配的幾周裡，好些男女同學突擊談起戀愛并很快确立關系，女同學仿佛一夜之間名花有主了，女生本來就少，好些還被高年級甚至外校外系給拿走了。北大很長時間反對學生在學時談戀愛，這時很多人大呼上當，并把成雙成對的叫成“胡傳魁和阿慶嫂”。
1998年我們畢業後第一次在北京聚會之後的一個星期六晚上，北京廣播電台《人生熱線》專題節目，邀我作為嘉賓參與他們的直播節目，題目也是“我的大學”，主持人問我，在同學中有什麼動人的故事嗎？你最敬重的是怎樣的同學？我跟她講，我有一個同學畢業分配，到了青海格爾木，海拔5000米的地方，他們夏季已經把墳墓挖好，以防冬天時死去，連墳都挖不成，沒地方埋。直到85年，胡耀邦同志最後才批準将他們輪換下山，他下山回京，隻有到海澱區農校去工作，因為考研、出國、進研究所或到高校教書的機會通通都已失去了。這就是我的其中一個同學，他是真正把青春獻給了祖國，由此我也想到，解放後多少熱血青年把青春獻給了高原荒漠，為發展核武，尋找寶藏，了解國土資源環境等而艱苦付出，卻很少有相應的回報（象那個同學，原來應承的高原1年工齡等于1年半，最後也是沒能落實）。我們62級是文革後期被掃地出門“處理”最為嚴峻的一批，最好的“紅五類”也隻能分配到山溝溝的軍工廠裡，多數都沒有得到好的發展機遇。文革改變了許多同學的人生路徑，許多同學長期堅持在基層默默奉獻，有的還英年早逝，想起來不禁潸然淚下。（14）去年我曾應邀在所任職的大學素質教育講堂上對熊丙奇《如何回答錢學森之問》演講進行點評，我深情地回憶了自己的大學時光，講到陸校長周校長怎樣對待學生，接着我說：“早在100年前北大的老校長之一胡适先生就寫過《非留學篇》，說：’留學就是為了不留學’,可見一百多年前中國知識分子就有辦世界一流大學的理想抱負。我記得1837年美國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愛默生在哈佛大學做的《美國學者》演說中說過：“我們依賴他人的日子，我們心智向其他國家智慧學習的學徒期，就要結束了。成百萬簇擁着我們湧向新生活的同胞，他們不可能永遠地滿足于食用異國智慧收獲的陳糧”。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學西方的漫長路途似乎沒有終結，美國如今還在用托福聯合收割機收獲包括北大，清華的人才。我說我有一個夢，夢想有一天，我們将招收大量的外國留學生。他們不僅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而且學習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社會科學與管理。我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這一天，這或許又仍然是一個夢想，逝去的大學如現實的大學之夢，永遠萦繞在我的心中。”
寫到這裡，我又想起1998年北大100周年校慶時出版的北大校刊上有一篇文章說：“北大校友互相辨認不需要校徽。”北大同學最大的特征是什麼？應該是對自己和他人獨立人格的尊重，對做社會良心的執着堅持。這大概是今日中國社會的稀缺資源。但願北大永遠保持向新（魯迅先生說過“北大是向新的”）的獨立校格，這也就是我們的人格。逝去的大學，您永在我們學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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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大地球物理系1962級大氣物理專業學生張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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